来源：《西域研究》年第3期
多语种史料中的蒙古与西域
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存续、分裂、消亡极大地改变了西域的政治格局、族群分布、文化状态。黄金家族的宗亲分封既源于蒙古游牧封建制的传统，又是蒙古帝国控制广大征服地区，建构上层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蒙古和其治下族群在政治和经济制度、法律和日常习俗等方面出现了复杂的互动，有激烈碰撞，也有和谐共存，甚至在相互影响中产生出一些新的因素。本专栏的三篇论文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多语种史料，对上述问题的若干方面进行了新的探讨。察合台史事四题——卒年、驻地、汉民与投下[1]
内容提要察合台的卒年为年，很可能是在年的年中，比窝阔台晚去世七个月。察合台卒年的确定有助于厘清14世纪史学巨著《史集》各主要抄本编写、修订的先后关系。察合台的驻地忽牙思在今新疆霍城县克干河以东，伊犁河以北。察合台汗国钱币上的“大斡耳朵”与波斯文史籍的Ulugh-ef为同地，很可能是察合台新建的忽都鲁（Qutlugh）镇。察合台身边不乏汉族官员。在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后，不少当地汉人迁移到察合台直接统治的西域中亚地区。察合台认可了已经掌握太原府行政权力的大家族对当地的治理权。同时，他向当地派遣达鲁花赤等监临官，还派使臣调查当地的艺能之士，征召到他的西域驻地。
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在蒙古灭亡花剌子模国后，畏兀儿以西直到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草原地区成为察合台的封地。[2]此外，察合台在中原汉地还有一处五户丝封地，即河东地区的太原府（又称太原路，治所在今山西太原）。[3]察合台和他的子孙所建立的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地区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与察合台有关四个问题试做探讨。
一、察合台的卒年
学界对察合台的卒年尚有争议。汉文史料对此缺乏直接的记载。波斯文史料的最早记载见于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合罕［即窝阔台——引者］死后，察合台的宫阙成为全人类的中心，人们从远近跋涉去朝拜他。但不久重病就袭击了他，以致病势不治。”[4]另外，该书还记载，窝阔台死后，察合台支持窝阔台的妻子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皇后监国。[5]显然，察合台之死晚于窝阔台。窝阔台卒于辛丑年十一月辛卯日。[6]根据《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这一天是公元年12月11日。[7]《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的窝阔台去世日期与汉文史料完全相同。[8]察合台在窝阔台死后才病故，那么他应死于年或之后。
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卒于年）主编的《史集》C、L、I、B抄本、伯劳舍本记载：“察合台比窝阔台早逝七个月，卒于伊斯兰教历的年。”[9]伊斯兰教历年相当于公元年7月23日至年7月11日。窝阔台卒于年12月11日。如果比窝阔台早逝七个月，察合台应是在年4月或5月死去。《中国大百科全书》根据上述《史集》诸本的记载，将察合台的卒年定为年。[10]
《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则记载，察合台“去世于合罕死后不到一年，即伊斯兰教历年［公元年7月1日至年6月20日］。”[11]这段记述和上引《世界征服者史》大体相符，记载的时间更为具体。包括多桑、巴托尔德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主要根据《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的部分重要抄本，将察合台的卒年定为年。[12]中国学者余大钧、刘迎胜等也取此年。[13]
贾玛尔·喀尔施（生于伊斯兰教历年，公元~年间）在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记载，察合台死于伊斯兰教历年（年6月9日至年5月28日）。[14]这一纪年明显有误。如果察合台死于此时，那么，以他显赫的地位，会对窝阔台卒后大蒙古国的政治活动，特别是汗位继承人的选立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这从现存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痕迹。显然，喀尔施所记年代过晚。学界均不取其说。
由于抄本内容的差异，我们暂时搁置《史集》不论。在上述记载中，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最值得重视。因为他是大蒙古国中亚地区的高级文官，是当时很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对蒙古高层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卒有较为准确的了解。他记载察合台在窝阔台死后亡故，应属可信。
山西省古交市阁上乡的东仙洞现存大蒙古国年刊刻的石碑一方。碑分上、下两截，上截主要是太原府免差发公据，末署“辛丑年十二月廿九日”。月份字样上刻出方形官印，印文为汉文九叠篆：“太原府印”。下截为刻石的“助缘会首”功德名，后署“癸卯年三月日，杜贤村大户高玘、石琼同立石”，末行文字为“宣差交城县达鲁花赤押剌浑”。《东仙洞记》拓片的清晰照片和录文见《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15]该卷的编者指出，刻石文字中的“达鲁花赤”为元地方官名，由此可知该石为元碑，刊立于癸卯年。不过，编者未能指出文中辛丑、癸卯的具体年份。只是列举了元代的两个辛丑年，一为成宗大德五年（），一为顺帝至正二十一年（），编者认为“不知刊刻于何年”。[16]实际上，上截碑文中的辛丑年为年，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十三年。下截刻文中的癸卯年为年，乃马真后监国的第二年。碑文上截是年太原府给东仙洞道士崔志遇等人的免除差发公据。公据的内容是：察合台派使臣张塔剌浑，持他的令旨，到他的封地太原府拘刷“诸色科目人等”。其间，找到了通《周易》的道士丁丙，丁丙需要到中亚面见察合台。他留在东仙洞的门人崔志遇等人，在东仙洞依旧住坐，为察合台祝寿。以都宣差忔力术那延为首的太原府免除丁丙这些弟子的差发，而且“禁约诸色人等侵耗搔扰欺负。如有违犯之人，拖拽前来取问。”这种优待能持续到什么时候，需要等丁丙回来后再重新确定，即“丁丙承应回日，别听施行。”这件公据称察合台为“二大王”。相同的表述又见于元朝中期的《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文中称察合台为“皇兄二大王”（详见下文）。值得注意的是，东仙洞太原府公据颁发的时间是辛丑年十二月廿九日，已经到了年底。如果察合台的亡故比窝阔台之死早七个月，那么他的死讯在当年的年底应该可以传到他的太原封地。因为当时华北、西北地区形势稳定，道路畅通（详见下文）。可是我们从公据看不到任何察合台去世的迹象，反而记载要为察合台寻找“诸色科目人等”，太原府当地的道士要为察合台祝寿。从这一点来看，察合台卒于窝阔台死后应是可信的。
《（乾隆）三原县志》卷一三收录了记载汉军将领郝和尚拔都生平事迹与家庭状况的《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17]碑铭提到：在年（丙申年）太原成为察合台封地后，郝和尚拔都改隶察合台。“自丙申岁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年（庚子年），郝和尚拔都被窝阔台封为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但他仍要远赴西域朝见察合台，“以壬寅岁（）朝王于西域感匣之帐殿。留数月，王甚喜，及还，赐名马十乘，锦衣一袭，铠胄二，良弓百，回纥水手一十人，回纥绵匠一户，造作诸色军器工匠一十六户。”[18]碑文明确提到在年郝和尚拔都见到了察合台，并且在察合台的驻地停留了几个月，此后才返回汉地。行前得到察合台的大量赏赐。据此，察合台的卒年绝不可能早于年。郝和尚拔都做了数月停留，那么察合台很可能是在这年的上半年或年中，甚至更晚才亡故的。这和《史集》记载的察合台卒年伊斯兰教历年［年7月1日至年6月20日］可以对应。
在汉文史料印证了《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的记载之后，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史集》另一个文本系统记载出错的原因。上引《史集》C、L、I、B抄本、伯劳舍本记载：“察合台比窝阔台早逝七个月。”《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记载，察合台“去世于合罕死后不到一年，即伊斯兰教历年。”
《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窝阔台死于伊斯兰教历年主马答（Jumada）第二个月的第5日［年12月11日］。[19]前文已经提到，这和汉文史料记载的窝阔台死亡日期相同。如果按照志费尼记载的窝阔台亡故日期为起点进行推算，前推7个月，为年的5月中旬；后推7个月，则为年7月上旬。后者与《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所记载的伊斯兰教历年［公元年7月1日至年6月20日］的起始时间完全相符。
查《史集》较为常见的伯劳舍本，关于察合台的卒年写为：“比窝阔台合罕早逝七个月。”[20]因为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察合台比窝阔台晚死数月。伯劳舍本此处表示“在……之前”的波斯文???（pīsh），很可能是??（pas，意为“在……之后”）的误抄。两者字形和读音相近，区别主要在于几个音点。很可能《史集》最初的稿本就写错了，导致C、L、I、B抄本、伯劳舍本全错。后来，在修订文稿时，拉施特等人发现了这一错误，做了改正，按照察合台死于窝阔台之后7个月后重新计算时间，推算为伊斯兰教历的年。这个推测可以得到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和汉文史料的支持。《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的记载是正确的。相对于错误的文本系统，这应是《史集》文稿修订、改正的结果。
《史集》的各种抄本关系复杂，成文时间孰先孰后众说纷纭。通过察合台卒年的考订，或许可以为判断《史集》抄本的时代先后提供一个线索。记载错误的C、L、I、B抄本、伯劳舍本应来自成文较早的初期稿本，而记载准确的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应是修订后的后期稿本。
总之，汉文史料《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东仙洞记》和波斯文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可以证明，察合台卒于年，很可能在这一年的年中，去世时间比窝阔台晚七个月。
二、察合台的西域中亚驻地
关于察合台获得中亚封地之后的常驻地，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留下了最详细的记述：
他（察合台）的驻地，以及他的子女和军队的驻地，从别失八里扩展到撒麻耳干，适合帝王居住的美丽富饶的地方。春夏两季，他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思（Quyas）驻跸，此地在那些季节中好像伊剌木园。他在该地区筑有聚集水禽的大水塘（他们称之为库耳）。他还兴修一座叫做忽都鲁（Qutlugh）的村镇（dīh）。[21]秋冬两季他在亦剌（Ila）河岸的蔑鲁疾克（Marauzik？）度过。[22]而每一旅程，从头到尾，他储备有粮食和饮料。[23]
这段记述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阿力麻里已被考订为新疆霍城县西北克干山南麓、克干河西岸阿尔泰古城遗址。[24]但忽牙思的具体位置一直没有结论。俄罗斯学者巴托尔德把忽牙思（Quyas）与忽牙失（Quyash）视为同义，根据忽牙失，释此地名含义为“太阳”。[25]英国学者波伊勒则认为，两词不能勘同。作为地名，应以忽牙思为准，因为最早提及此地的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地名写法均为忽牙思。[26]我赞同波伊勒的意见。
与阿力麻里一样，忽牙思是一个有较长历史的聚落。巴托尔德很早就注意到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卒于年）的《突厥语大词典》已经提到了忽牙思。[27]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对《突厥语大词典》中的相关文字做了全面翻译。喀什噶里提到，忽牙思（Qayās）“是突骑施（Tuxsi）和职乙（?igil）之地的名称。它有三座堡，第一座称为撒卜里黑忽牙思（SāpliγQayās），第二座称为玉龙忽牙思（ürüngQayās），第三座称为哈剌忽牙思（QaraQayās）。”[28]职乙“是分为三部的突厥人，第一部是游牧民，居于忽牙思（Qayās），那是拔塞干（Barsγān）那一边的一小块地区。”[29]在解释克干（K?yg?n）时，喀什噶里说：“克干是两条从忽牙思之地，流入亦列河谷的河流的名字。它们中的一条河被称为小克干（Ki?igK?yg?n），比较小；另一条河被称为大克干（UluγK?yg?n），比较大。”[30]
克干河因发源于克干山而得名。在清人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中它被称为科河。[31]克干河流出克干山后，自北向南流，最终注入伊犁河。它流经地区都在伊犁河以北。《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克干河“从忽牙思之地，流入亦列河谷”，那么，忽牙思只能在克干山以南、伊犁河以北、克干河所流经的地区。巴托尔德认为忽牙思在伊犁河的南岸，[32]不确。
《突厥语大词典》提到，克干河分为两支，经忽牙思，流入伊犁河。由于农业垦殖，早在清代后期，克干河上就已建渠引水，河流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去追寻大、小克干河已经极为困难。不过，清嘉庆年间流放西域的徐松注意到，克干河（科河）确实分为两支南流。其分流的地点就在秃黑鲁·帖木儿汗墓附近。他的《西域水道记》记载：
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科河发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营屯头工田，左疏渠一，回民潴为水磨。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科河经墓西，西南距拱宸城二十余里。分二支，左支经镶白旗达呼尔营东，东距阿里玛图河二十里，右支经镶白旗达呼尔营西。……科河左支经达呼尔营而止。右支经达呼尔营，至拱宸城东二十里，其处架桥，往来所渡也。又南流，溉户田而止。[33]
在清中后期，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克干河已经中途断流，不再注入伊犁河，但两条分支河道仍存。据此，忽牙思地区应当就是克干河以东，秃黑鲁·帖木儿墓地附近的地区。阿力麻里古城在克干河以西。在古代，阿力麻里既可以作为单个城市的名称，也可以用作地区的泛称。无论古代文献还是当代研究者的论著，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34]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记载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墓在阿力麻里。[35]确切地说，指的应是阿力麻里地区。如果更准确的描述，它应是位于忽牙思。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忽牙思是一个和阿力麻里并列的地名，[36]两者并非同一地区。
察合台汗国早期钱币的制造地点常出现在钱币的铭文中。有大量钱币是在一个名为“大斡耳朵”（urdualazam）的地方制造的。研究者多认为，这个大斡耳朵指的就是察合台时期的大宫帐，当在阿力麻里或它的附近。[37]事实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已经多次提及这处大帐，只不过使用的是它的突厥语名称兀鲁黑额甫（Ulugh-Ef）。此书的英译者波伊勒援引巴托尔德的研究，指出：Ulugh-Ef直译是“大宫室”，ef是突厥语ev“宫室”的异文。这是察合台斡耳朵的名字。[38]ef（＜ev）与蒙古语的urdu意思相当。ulugh意为“大”，与azam（大，伟大的）相对应。在察合台去世后不久，察合台汗国的后王处罚大蒙古国在河中地区的高官阔里吉思，审判地点就在兀鲁黑额甫。[39]关于这一地点的位置，最直接的资料见于《世界征服者史》。该书提到，旭烈兀率领军队西征，“当他们来到阿力麻里地区时，兀鲁黑额甫的后妃和斡儿吉纳出来欢迎他们，设宴［为他们洗尘］。”[40]很显然，大宫帐位于阿力麻里地区。这或可证明，学界关于大斡耳朵大致位置的推测无误。上引《世界征服者史》仅记载兀鲁黑额甫位于阿力麻里地区，并未提到它位于阿力麻里城内。钱币铭文排除了这个大斡耳朵位于阿力麻里城的可能性，因为但凡钱币在阿力麻里制造，都会清楚地标记阿力麻里之名。[41]那么，大斡耳朵具体会在何处呢？
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察合台兴建的忽都鲁（Qutlugh）镇。理由有二。
首先，打制钱币，需要工匠、工具、贵金属原材料、生产场地、储存原料和制成品的仓房，等等。很难想象，这一切是在移动的帐篷中完成的。带有“大斡耳朵”字样的钱币应是由匠人在某个较为固定的定居点制造的。从现有资料判断，这个定居点很可能是忽都鲁镇。
第二，在大蒙古国时期，蒙古君主仍保持着游牧者四季迁徙的生活习惯。不过，他们常在一年中选择在某个定居点居住一段时间。窝阔台在和林住冬，元朝帝王在两都驻跸，都足以说明这一点。[42]察合台的忽都鲁镇，就是这样的一处定居点。根据大蒙古国时期统治者的居住习惯，他们的定居点一般不会在已有的城市中选择，往往要另择新址，建造或大或小的宫室聚落。大蒙古国时期窝阔台建和林城，元朝的忽必烈建大都城，伊利汗国的合赞、完者都兄弟建设哈赞尼牙、孙丹尼牙，莫不如此。察合台兴建忽都鲁镇，并非孤例。
大量制造钱币的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就是《世界征服者史》所记载的兀鲁黑额甫（Ulugh-ef），它很可能是察合台兴建的忽都鲁镇。
三、察合台与汉人
13~14世纪的文献显示，察合台有汉族臣僚。在察合台的西域统治区内，生活着大量普通汉族百姓，他们主要来自察合台在汉地的封地太原府一带。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察合台“有一个突厥丞相，一个叫胡只儿（Hujir）的人，在他统治末尾时拥有权势并接管朝政，和医师麦术督丁（Majd-ad-Din）一起，这个人尽他的一切能力来治疗察合台的病，表现出很大的关怀和忧虑。然而，察合台死后，其长妻也速伦下令把他们两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处死。”[43]
不过，根据《史集》的记载，这位胡只儿是汉人。在《史集》汉译本中，他的名字被译为“维即儿”，实际是同一人名。[44]《史集》载：“察合台有两个辅弼：一个名为维即儿，另一个为哈巴失阿米忒。维即儿是汉人（Khitayan，直译为契丹人，在当时的波斯文献中多指华北地区的汉人——引者），是察合台身边一个汉人医生的侍者。那个医生死后，他成了察合台的一个异密忽倏黑那颜的牧人。”由于他非常熟悉成吉思汗时期的历史，记下大量详细的笔记，察合台“向忽倏黑把这个汉人要了去，让他作了自己的近臣。在一个短时期内，他十分大胆地为［察合台］效力，开始有了势力，并且出了名。合罕知道他很机智，对他的机智很赞赏，因为他认为他是察合台的近臣，所以称他为维即儿。”察合台去世后，他被加上给察合台进毒的罪名而遭杀害。[45]
《史集》关于维即儿的记载，涉及到他生平和政治作为的大量细节，史料价值高于《世界征服者史》，因此，它关于维即儿族属的记载应该更可信。《史集》不止一次提到维即儿为汉人。从上文引述《史集》的记载可知，在察合台的身边有汉人医生和汉人大臣。
据《东仙洞记》所刻年太原府公据，察合台曾派使臣张塔剌浑持他的令旨，到他的封地太原府拘刷“诸色科目人等”。张塔剌浑应是一个懂蒙古语的汉人。“张”是很常见的汉族姓氏，“塔剌浑”为蒙古语，意为“肥胖的”。[46]使者在当地拘刷到的通《周易》道士丁丙要到察合台的驻地去。由此推测，当时在察合台身边，应当不乏汉人。[47]
我们再看普通的汉族百姓。在察合台随成吉思汗西征时，伊犁河流域已经有汉人居住。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年丘处机师徒经过阿力麻里时，当地居民对汉人有一定的了解。“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48]
当长春真人从中亚返回中原时，他再次经过阿力麻里地区，“四月五日至阿里马城之东园。二太子之大匠张公固请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幸甚。’师辞曰：‘南方因缘已近，不能迁路以行。’复坚请，师曰：‘若无他事，即当往焉。’翌日师所乘马突东北去，从者不能挽。于是，张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辈无缘，天不许其行矣。’晚抵阴山前宿。”[49]
从姓氏、对话方式、谈话内容、宗教信仰来看，这位隶属察合台麾下的大匠张公无疑为汉人。王国维推测，他就是大蒙古国时期的著名军匠首领张荣。[50]他在年（戊寅年）领军匠，随成吉思汗征西域诸国，主要任务是指挥下属架设桥梁。“庚辰八月，至西域莫兰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太祖复问：‘舟卒难成，济师当在何时？’荣请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51]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察合台在西征花剌子模国途中，曾在天山果子沟“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又提到，察合台在中亚河中地区“发军复整舟梁”。[52]那些架桥开路的工程部队，主要是汉军，蒙古军人并不长于路桥工程。大匠张公（可能是张荣）所率为工程兵，他的下属至少有四百余人，住在阿力麻里城附近。
《长春真人西游记》还提到中亚地区的汉族工匠。邪米思干大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师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镇海遣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领甲兵数百，前路侦伺。汉人往往来归依。”[53]不过，上述参加西征的汉族军官、军人、工匠可能大部分没有留在当地，而是跟随蒙古军返回了汉地。张荣及其所部就在蒙古统治者的率领下，转而攻打西夏和金朝。[54]汉人大量移住阿力麻里地区并进行农业开垦是察合台受封之后的事。
从年（丙申年）开始，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元史》记载，太宗八年丙申七月，“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茶合带，太原府。”[55]波斯文《史集》也记载：“太原府的阿合儿秃马儿属于了察合台。”[56]“阿合儿秃马儿”对应的汉语为“阿合探马儿”，其所指即汉语词汇“五户丝”，是投下百姓交纳给封建领主的主要贡赋。[57]
随着分封制的确立，察合台所在的伊犁地区与太原府的联系大为加强。到宪宗蒙哥汗九年（）旭烈兀投下官员常德西行波斯之时，阿力麻里周围已经有很多汉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汉人主要来自太原一带。《西使记》写道，常德“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58]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59]居民多并、汾人。”[60]并，即并州，太原的旧称；汾，为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它们都隶属于太原府。年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只过了二十多年，到年，常德在阿力麻里地区就见到很多山西并、汾地区的汉人。这一变化说明：一定有很多太原府的汉人迁移到了察合台的西域辖地。这种人口流动应与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有直接的关系。据研究，察合台在太原路的封户有户，占当地总户数的62%。[61]一部分当地人口迁移到察合台的西域封地不足为奇。
根据《东仙洞记》年太原府公据，察合台向太原府派出使臣，拘刷“诸色科目人等”。此处的“诸色科目人”应当是指具有一技之长的艺能之士，如工匠、医生、僧道、术士等等。符合条件的人员被找到后，要到西域中亚为察合台提供专门的服务。丁丙就是被选中的人员之一，他通《周易》。据《东仙洞记》碑文下截，他又被称为“丁先生”。“先生”在当时多指道教徒。公据中提到他的门人崔志遇、燕慧童、岳先生、吕先生等，又多见于碑文的下截，被称为“本洞住持化缘立石道众燕慧童、杜志玄、吕奉文、崔志遇”，东仙洞的洞主为超然子王志安。这些都能够说明，丁丙和他的弟子都是道士。
察合台派使者到汉地投下拘刷“诸色科目人”的做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大蒙古国统治者与宗教人士、术士、医生的交往。蒙古人素来重视掌握匠作技术或者通养生、医术、占卜术的人员。其具体表现是：蒙古人不杀工匠战俘，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重用精通占卜之术的耶律楚材，尊重道长丘处机、李志常和医生郑景贤等。[62]根据《东仙洞记》，察合台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派遣专使到自己的投下地，寻找这样的人员。此外，当地的道士要为他祈祷祝寿。这和后来蒙古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职业者的要求完全一致。
四、察合台对太原府的管控
据《元史·太宗纪》，丙申分封后，为了限制投下领主的权力，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63]可是，我们注意到，察合台对太原府的管辖权很大，并不像《元史》所说，仅仅派遣达鲁花赤而已。
根据前引《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自丙申岁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公［郝和尚拔都］以壬寅岁朝王于西域感匣之帐殿。留数月，王甚喜，及还，赐名马十乘……”[64]自年划太原路为察合台封地，“官吏随地所属”，太原府的官员改隶察合台。一些重要的官员要到西域察合台的驻地朝见。
为加强西域和汉地之间的联系，察合台命下属设立驿站，开辟驿道。[65]驿道首先贯通的是西域到河西走廊的部分。“戊子（），皇兄命公［按竺尔］镇删丹（今甘肃山丹县），怀徕新附，置驿张掖、酒泉至玉关，通道西域。”[66]河西走廊通往山西地区的驿站应是此后设置的。至元年间，这些驿站归察合台后王阿只吉使用。《经世大典·站赤二》记载，至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由于“旧站消乏，不能增新站物力”，元世祖曾下令赈济这些驿站，并且重申，“彼处站赤，乃茶合?兄所立。今朕增与物力，专令递运租赋，除朕以急速事遣使外，不以是何昆弟使臣，此站毋得行。”[67]这里提到的茶合?兄并非察合台本人。窝阔台称察合台为“阿哈”（蒙古语“兄长”）。以后的历代大汗皆称其继承人为察合台阿哈，即所谓察合台兄。[68]关于这次调整驿站之事，又见《元史·世祖纪八》至元十八年四月，“甲午，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自太和岭（在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乡）至别十八里置新驿三十。”[69]《元史》所述立新站的时间为至元十八年四月甲午，据《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这一天正是二十九日。[70]《经世大典·站赤二》提到的“新站”和此处的“新驿”一致。《经世大典·站赤二》和《元史》的记事完全相同。《元史》同时提到“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太原的五户丝属于察合台家族，这与上引《经世大典·站赤二》关于赈济旧站运送察合台家族租赋的记载吻合。由此可知，从察合台时期直到元世祖统治中叶，察合台家族都着力维持西域与汉地投下的驿站，以保持交通的顺畅。
按照大蒙古国的制度，蒙古权贵可以向自己的投下派遣达鲁花赤，获取五户丝等法定的权益。[71]除此之外，蒙古领主和他们派遣的达鲁花赤还会凭借自己的权贵地位，干预投下的各种事务。[72]
《东仙洞记》年太原府公据表明，当时察合台对太原府的管控是直接而有效的。文中提到了几位太原府、县的官员，值得在此讨论。先看太原府的官员：都宣差忔力术那延。那延即蒙古语noyan，意为“官员、官人”。[73]“宣差”在大蒙古国时期常常是达鲁花赤的代称。都宣差相当于大达鲁花赤（蒙古语为yekedaruγa?i），应是当地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官员。忔力术的具体事迹待考。由于他在太原府地位最高，应是察合台直接派遣的官员。丁丙要求太原府给他留在东仙洞的弟子们公据，享受优待。忔力术和其他官员同意了丁丙的请求。以公据的形式，告知交城县达鲁花赤、管民官、东仙洞大户头目人等，“这丁丙的门人崔志遇等，东仙洞与二大王祝寿，依旧住坐，并不得取要分毫差发，及禁约诸色人等侵耗搔扰欺负。如有违犯之人，拖拽前来取问。”由此可见投下官员的权力之大。
在太原府公据末尾签押的官员有“东总管石抹”。从姓氏石抹判断，应是契丹人。太原府总管出自石抹家族，又见于《元史·世祖纪三》至元二年十月，“敕顺天张柔、东平严忠济、河间马总管、济南张林、太原石抹总管等户，改隶民籍。”[74]《元史》此处列举的多是华北的重要世侯，石抹总管位列其中，可知该家族在太原地区的重要地位。世祖朝前期担任河中府船桥水手军总管的契丹人石抹按只，“世居太原”，应当出自这个家族。[75]关于石抹家族治理太原府的较早记载，见于王博文撰写的《栖真子李尊师墓碑》。在窝阔台汗统治前期，太原保真观道长栖真子李志明得到当地官员的邀请，住持太原的另一座重要道观，“府尹石抹公及道录智公，以保真狭隘，疏请师住持天庆故宫。”[76]《东仙洞记》公据中的石抹总管很可能是石抹寿僧。据前引《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记载，曾任太原等处五路万户的郝和尚拔都，将长女嫁给太原路总管石抹寿僧。[77]此人的名字又见于陕西泾阳《复建十方重阳延寿宫碑铭》。石抹寿僧的妻子是重建延寿宫的功德主之一。在题名中，石抹寿僧的官衔为“宣授太原府总管、千户”。[78]“复建十方重阳延寿宫碑”虽然立于年（大蒙古国辛亥年），但碑文的撰写者是主持编纂道教大藏经《玄都宝藏》的著名道士秦志安。秦志安卒于年。[79]石抹寿僧的妻子对重阳延寿宫的赞助当在此前。依此推测，石抹寿僧任太原府总管的时间与此时当相差不远。从窝阔台汗初年到元世祖至元二年，我们可以看到石抹家族在太原执掌地方权力的时间之长。不过，“东总管”的官衔颇难索解。这一官名又见于碑文第二截助缘题名的“东总管都管逯德昌”。详情待考。
在助缘题名中，提到了交城县长官覃山秀。此人应当就是《元史》中有传的谭澄。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早就根据传世文献和蒙元时期的石刻资料指出，谭澄家族的姓氏实为“覃”，谭澄和他的父亲谭资荣生前的记载都写为覃澄、覃资荣。[80]大德、至大年间，姚燧为覃澄撰写神道碑，将“覃”写为“谭”。[81]这一改动直接影响了《元史》。根据谭澄的碑传资料，大蒙古国时期，交城县令的职务，在覃家世袭，“国初为制，皆世其官，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父兄存，将传子弟者，亦惟命。”[82]覃澄的父亲覃资荣、叔叔覃资用先后任交城令，覃资用死后，覃澄继任，时为年，覃澄19岁。这一年正好是大蒙古国进行投下分封的丙申年，交城县所属的太原路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覃澄努力学习蒙古语，以便和察合台派来的达鲁花赤直接交流。“太宗之八年丙申，州县守令上皆置监，动惟国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说译人。虑其见欺，乃私与国言者游，日熏而月聒之，满岁而悉能精晓。他日郡议，不资用译，应务无滞。人悉异其不学而至。”[83]这里提到的交城县令之上设置的监县，应当就是《东仙洞记》助缘题名中位列最后的“宣差交城县达鲁花赤押剌浑”。其具体事迹尚待考索。
覃澄担任交城县令一直到蒙哥汗甲寅年（），“岁甲寅，世祖渊龙平大理还，［覃澄］始入见，嘉其举趾凝重，出话慎详，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为县。”[84]在覃山阜年担任交城县令之前，一直由覃澄任此职。那么，《东仙洞记》中的“交城县长官覃山秀”应当就是覃澄。他本名山秀，后来改名为澄。山秀、山阜，兄弟二人的名字亦可呼应。
综上，在得到太原府封地后，察合台在西域驻地召见太原的重要官员。他没有改变太原府的基本统治秩序，认可已经掌握地方行政权力的大家族对当地的治理权。不过，他也向当地派遣代表领主利益的达鲁花赤等监督官员。此外他还通过派遣使者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一些特定需求。
本文论证了察合台的卒年为年，很可能是在年的年中，比窝阔台晚去世七个月。察合台的驻地忽牙思在今新疆霍城县克干河以东，伊犁河以北。察合台汗国钱币上的“大斡耳朵”与波斯文史籍的Ulugh-ef为同地，很可能是察合台新建的忽都鲁镇。察合台身边不乏汉族官员。在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后，不少当地汉人迁移到察合台直接统治的中亚地区。察合台认可了已经掌握太原府行政权力的大家族对当地的治理权。同时，他向当地派遣达鲁花赤等监临官，还派使臣调查当地的艺能之士，征召到他的西域驻地。
[1]本文系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典章》校释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阶段性成果。
[2]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64～66页。
[3]详见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年，第页。
[4]〔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据英国学者波伊勒（Boyle）的英译本汉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5]〔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页。
[6]《元史》卷二《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年，第37页。
[7]洪金富：《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第页。
[8]〔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页。
[9]〔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年，第～页。C、L、I、B本分别指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抄本、伦敦大英博物馆抄本、伊朗德黑兰古勒斯坦皇宫博物馆抄本、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抄本。伯劳舍本依据的是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见〔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年，“汉译者序”，第19～22页。
[10]《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第71页[BF]，“察合台”“察合台汗国”条。
[11]〔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页。
[12]〔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中华书局，年，第页；该书法文原版年出版。〔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下册，第页。该书俄文原版年出版。Christopher P.Atwood，Encyclopedia ofMongoliaandtheMongolEmpire，New York：Factson File，，p.81；Nicola DiCosmoetal.，ed.The CambridgeHistoryofInnerAsia，the ChinggisidAg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p.72.
[13]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页。
[14]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年，第94页。
[15]李文清主编：《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三晋出版社，年，拓片见该书第8页，录文见第9页。
[16]李文清主编：《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第8页，“东仙洞记”简介。
[17]韩国学者李玠奭曾利用《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对郝和尚拔都的生平、族属、政治活动做过深入研究，详见李玠奭：《〈元史·郝和尚拔都传〉订误及几点释疑》，《南京大学学报》年第4期，第~页。各种三原县方志都记载，《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的作者为王磐。但此恐有错谬。据碑文，此铭文撰写于大德十一年之后。则作者王磐不可能是元朝前期的大学士王磐，因为他已经卒于至元三十年。详见〔元〕王恽撰；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四四《鹿庵先生卒日》，中华书局，年，第页。若是另一个王磐，其身份目前很难确定，待考。
[18]《（乾隆）三原县志》，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卷一三“艺文二”，叶11b-12a。
[19]〔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
[20]FadlAllahRashided-Din，Djami el-Tévarikh：histoire généraledumonde，ed.by E.Blochet，vol.2，histoire desempereursmongolssuccesseursdeTchinkkizKhaghan，Leyden ：E.J.Brill，，p..
[21]此处英译者波伊勒注释：dīh的一般意义是“村落”，但是，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也用来对译突厥词bal?gh“城镇”。〔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51页。
[22]此处波伊勒注释：原文据A本作MRAWRYL，但有好几个异写。这个词要么是个专有名词，要么是义为“附近”“河岸”等等的某个语的讹误，在此情况下整个短语会是“靠近亦剌 (的河岸)”。Ila即今伊犁。〔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页。
[23]〔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页。我将原译文的“城镇”改为“村镇”。
[24]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年第10期，第～页。
[25]V.V.Barthold，Four StudiesontheHistoryofCentral Asia，vol.1，Leiden：E.J.Brill，，p..据《突厥语大词典》，quyash意为夏季的酷热，强烈的阳光。见Mahmud al-Kashghari，Compendium oftheTurkicDialects，ed.and trans.byRobertDankoff，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vol.2，p..
[26]〔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6页，注释11。
[27]〔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28]Mahmud al-Kashghari，Compendium oftheTurkic Dialects，op.cit.，vol.2，p..阿拉伯文原文为QAYS。刘迎胜对三个地名分别做了释义：纯洁忽牙思、白忽牙思、黑忽牙思。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页。
[29]Mahmud al-Kashghari，Compendium oftheTurkic Dialects，op.cit.，vol.1，p..此处阿拉伯文原文写为QUYAS，但英译者仍写为Qayas。
[30]Mahmud al-Kashghari，Compendium oftheTurkic Dialects，op.cit.，vol.2，p..上引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页将K?yg?n河译为开肯河。本文径改。
[31]〔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年，卷四，第页。河流与山川分布图，见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第页。
[32]〔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页；V.V.Barthold，Four StudiesontheHistoryofCentral Asia，vol.2，Leiden：E.J.Brill，，p.98，n.2.
[33]徐松：《西域水道记》，第～页。
[34]李文博：《阿力麻里城及其兴衰原因探析》，《西域研究》年第2期，第39～47页。
[35]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新疆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36]〔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31页、页。
[37]蒋其祥：《西域古钱币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年，第～页，～页。
[38]〔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页。巴托尔德的观点见〔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页。
[39]〔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页。
40]〔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页。
[41]蒋其祥：《西域古钱币研究》，第～、、页。
[42]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年，后收入同作者《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年，第39～43页；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
[43]〔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页。
[44]关于这一名称的含义，详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77页。
[45]〔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页。巴托尔德很早就注意到这位察合台身边的汉族大臣。见〔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册，第～页。
[46]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增订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47]李文清主编：《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第9页，《东仙洞记》录文。
[48]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第50～51页。
[49]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第90页。
[50]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下，叶8，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年，第13册。
[51]《元史》卷一五一《张荣传》，第页。
[52]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第50、63页。
[53]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第59、62页。
[54]《元史》卷一五一《张荣传》，第页。
[55]《元史》卷二《太宗纪》，第35页。
[56]〔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页。
[57]详见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年，第页。
[58]铁木儿忏察，今天山塔勒奇峡谷，俗称果子沟。
[59] 黄文弼认为赤木儿城是新疆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南面的磨河旧城，位于清水河南，伊犁河北。见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第页。
[60]中统元年（）常德归国。后来由刘郁记录了他的途中见闻，名为《西使记》。收入王恽《秋涧集》卷九四《玉堂嘉话》。见〔元〕王恽著；杨晓春点校：《玉堂嘉话》，中华书局，年，第58～59页。
[61]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第页，第～页。
[62]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第～页；刘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62、、～页。
[63]《元史》卷二《太宗纪》，第35页。关于察合台向太原府派遣达鲁花赤的情况，参阅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第66页。
[64]《（乾隆）三原县志》，卷十三，叶11b12b。最早利用这一地方志文献研究察合台投下的是李治安先生，详见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第71页。
[65]最早论述这一问题的是周清澍先生，见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元史论丛》第4辑，年，第20页。
[66]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见《永乐大典》卷一○八八九“雍古按竺尔”引元明善《清河集》，中华书局，年影印本，第5册，第页上栏。《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迩传》第页稍有不同，写为：“自敦煌置驿抵玉关，通西域”。
[67]《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站赤二》至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华书局年影印本，第8册，第页。《站赤》部分原属于元文宗时期政府编纂的《经世大典》。
[68]参看周良霄：《察合台》，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第71页；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第20页。
[69]《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第页。
[70]洪金富：《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第页。
[71]《元史》卷二《太宗纪》，第35页。
[72]详见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第三、四章，第53～页。
[73]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年，“那颜”条，第39～41页。
[74]《元史》卷六《世祖纪三》，第页。
[75]《元史》卷一五四《石抹按只传》，第3～页。清人汪辉祖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汪辉祖著；姚景安点校：《元史本证》卷一“证误一”，中华书局，年，第6页。但是，汪辉祖误认为石抹按只就是《元史》卷六《世祖纪三》中提到的“太原石抹总管”，不确。后者显然是太原路当地的总管，而非石抹按只担任的船桥水手军总管。
[76]陈垣编；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77]《（乾隆）三原县志》，卷一三，叶13b。
[78]陈垣编；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页。
[79]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收入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年，第、页。
[80]分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八，“元史十三·谭资荣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元一·中书省公据”。两文都收入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凤凰出版社，年，见第3册，第1页；第6册，第页。
[81]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二四《谭公神道碑》，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页。
[82]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二四《谭公神道碑》，第页。
[83]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二四《谭公神道碑》，第页。
[84]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二四《谭公神道碑》，第～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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