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人老了，有时就爱回忆。有时我会扪心自问：我是“大学生”吗？应该说也是，我所有履历表上不都这样填写吗？但再往深一步想，好像“底气”不那么硬。怎么回事？待我慢慢道来。

年我18岁，从太原第一师范中师毕业了。我们前几届学兄学姐们都可以有或去考取师范类大学、或去中学任教的选择，而轮到我们这一届时政策变了，一律去小学任教，别无二选。当我在小学工作一年后的一天，校长说咱们太原市新成立了一所“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愿意推荐我去参加考试，如何？我听到这个喜讯真是高兴得一跳三尺高，我太想继续读书深造了，就这样我终于考取为太原师专中文科的首届学生了。

该校校址位于当年的侯家巷1号。我想这个地址许多老太原人，尤其是教育界的一定很熟悉吧？

就连它的校外围墙也是那么落落大方、颇有一些欧化风味呢！

这里就是一百多年前的山西大学堂原址。那是年，由英国传教士、山西教育史上一位不能不提到的重要人物李提摩太先生，利用清政府“庚子赔款”兴建了这所中国最早的新型大学之一的。

这所校园我太熟悉了！那是我年读初中的地方啊！当年校门口有两块牌子，一块是“山西大学”，另一块就是“山西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我就是“山大附中”的学生啊！

对于这里所有的庭院格局，甚至一草一木，从包括有地下藏书室在内的教学大楼、大操场、大礼堂、实习工厂到教我们的中外老师，这段美好的青春生活的回忆，我曾有过专文叙述，此处从略。

再回过头来说我们这个师专中文专科班。我们这个班除有两名约三十来岁的复转军人外，其余大都来自小学界，二十岁上下且多数未婚，教龄都比我要长些，我年龄最小，但身材最高，cm。当年为我们任教的有资深的老教师张维汉、萧景岐、徐润夫先生；中年教师有卢忠民、余士弘、刘蕴宽先生；青年教师有冯一健先生等。

张维汉先生任教《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戴着深度近视镜，操晋南口音，虽五十多岁了，但步履矫健，他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老成持重，讲课时总要把帽子脱下，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他这门课不好讲，因现代文学史还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历史，史中的不少当事人不但还健在，且身居高位，如何客观地从历史角度评价他们，往往有些难言之隐，但张老师把这个“标尺”拿捏得很稳当，因此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萧景岐先生讲《中国文选》课。她操文水口音，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北京女师大，曾亲耳聆听过鲁迅的讲课和演讲，她熟知年的“三.一八”惨案，认识刘和珍、杨德群、许广平等人，因此她讲课时每每借题发挥，语出惊人，令我们这些后生学子们不能不刮目相看这位戴眼镜的老教师。她对学生要求严格，作业批改更是一丝不苟，十分认真。据说当年太原市语文教育界有口碑很“厉害”的“三萧”，即萧老师及其姐弟。

为我们教《文学概论》的是卢忠民先生。卢老师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东语系。他这门课令我们兴趣盎然，他基本上是普通话，略带些河北方音，他把这门文学理论联系创作实践的课讲得有声有色，他喜欢古今中外地、即兴地、旁征博引地顺手捻来，而又毫不显得“掉书袋”，足见他知识的充盈和讲课时的教学艺术。

那是火红的年呀！全国上下全民大炼钢铁，为的是要超英赶美，为年产万吨钢而奋战啊！于是我们在入校读书一个多月后的国庆过后不久，便暂时放下书本，参加到炼钢更炼人的时代洪流中来。

我们的战场设在距市区里的古交山上，据说那里矿藏丰富。于是全校师生背起简单的行李，徒步向目的地进发。这时已是十月中旬了，秋意渐浓，早晚已能初见冰凌了。我们一大早出发，总算在太阳落山前到达了目的地——古交区河口镇河南乡。那里已有部队的同志们为我们安排好“地窝子”住处了。这就是先在割倒庄稼的土地上，挖出一条长长的一尺多深的沟，再在一米多宽的沟两侧铺上厚厚的高梁或玉米杆，这就是大通铺的“炕”了，屋顶用树枝搭建起，上面再苫上厚厚的稻草。这种半地下式的宿舍，因一进门有个烧大炭的熊熊燃烧的大火妒，屋内也还算暖和。至于我们怎么采矿、砸矿、背矿，怎么建炉炼“钢”，我就不想细说了。总之经我们这样辛苦摆弄，一些似铁非铁的烧结块终于出妒了，当然我们的这些“产品”还必须送到真正的炼钢厂去才能成为钢铁呢，我们不过就是多了一道本不需要的工序罢了。但我们国人为的就是争一口气，要全世界看看我们，我们算的是“政治账”而非小小的“经济账”。

刚上山头一天劳动，我一位同学就声称砸伤了脚，而且在“地窝子”里哼哼呀呀了一夜，次日有卡车把他运下山。多年后与他偶遇，他心广体胖地发福了，随口问他当年在古交山上受伤事，他哈哈笑了说，“那是我装的”。可见是个聪明人。有人说他在某局任中层至退休。

那个年月的整个古交山上呀！可谓到处看到的是昼夜炼钢的炉火熊熊，到处听到的是鼓风机的日夜轰鸣。同学们也都是24小时轮班干，每天有管饱吃的大白面馒头，新鲜蔬菜和肉食可就少了，基本上就是咸菜馒头白开水了。洗脸用水就地取材，把冰雪放火炉上烧热就是了。有天下工后我把一盆冰雪放火炉上，实在太累了，双臂向后一伸仰面躺炕上竟睡着了，当醒来一看，连盛冰的铝盆都烧化没了！

但稍有空闲，我们还是会自娱自乐的。我用口琴和另一位带笛子的同学来个小合奏，一会儿是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小路》、《喀秋莎》，一会儿也许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了，于是大家就哼唱起来……我还带来一本当年颇为流行、也是我最爱读的曲波的《林海雪原》。

书中那传奇式的战斗生活固然吸引我，而对主人公那种淡淡的、似有若无的爱情心理的描写细节，更让我心动。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趣事，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薄薄的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册子，一些已婚同学不屑于一顾，而我们这些未婚人士却如获至宝，这本小册子当然不是禁书，读读也无妨，但有一天，我们真的读到了一本禁书——《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们“地窝子”式的大通铺，男女宿舍间也只有一层说厚也不厚、说薄也不薄的布帘子隔开，我们边上睡的那位哥们儿，不知怎么同隔帘的“她”竟有了联系，那本书就是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她”给了“他”，悄悄地传递过来的。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位“她”是谁，总之我们的这位“他”最终是同老家已定情的一位姑娘结了婚的。

写这本禁书的是英国作家劳伦斯，此书是他最后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因该书有大量情爱场面的描写，在英国也曾被禁。但多国不断拍摄的同名电影却风行世界。其实世间万物极大多数不都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吗？不仅人类如此，凡动物不也都如此吗？虽然我们也知道有的植物可以“无性繁殖”，但动物有过吗？反正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关于读“禁书”一事，很多年后，同学们邀当年我们的班主任赵桢老师聚会时，有人向他透露此事，不料当年同我们一起睡大通铺的赵老师哈哈一笑说：“你们以为我傻呀？我是睁只眼闭只眼，小青年们谁不想看个稀罕呀！”我们这位赵老师真是通情达理呀！

再把话题返回到那个年代去。当年，国庆过后在古交山上的“大战钢铁”了一百天后，于元旦前夕，我们就“班师回朝”继续坐到教室里认真读书学习了。为争取尽量多一些时间，晚自习也上课，寒暑假也没有了，几乎是一口气读到了年7月。

这仅剩半年多的学习生活，老师同我们一样，确实很劳累，学习、作业、考试可谓连续不断，我更是拼尽全力以赴。由于我最年轻，精力也充沛，到毕业考试时，我的成绩不仅名列前茅，而且还是独占鳌头第一名。班主任赵老师私下告诉我，经校领导和任课老师研究，决定将我留校继续深造并任教。我心存暗喜，衷心感谢诸位老师对我的栽培。

从年9月起，我换下了白色的学生校徽，换成了红色的教工校徽。

我成了“太原师专”的教师了，但我深知自己差远了！中文教研组专门指定两位老师重点指导我。一位是余士弘先生，一位是冯一健先生。这二位为我耗费的心血更让我没齿难忘。

余士弘先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他当时年近四十，微微发福的身材，他着衣随意而得体，总是从眼镜后面透出和善的眼神来，讲课于平实中很富有幽默感。他任《现代汉语》。我留校后，他先指定几本专著要我认真读后，再同我交换意见。同时要我随堂听课后批阅学生作业并讲评，晚自习时要我去辅导并答疑。当时省教育厅指定省内各师专分别编写新教材，我校分到的正是《现代汉语》，余老师要我同他共同写出第一稿，其中的“修辞”部分要我独立编写，全册印制成书后，经省厅批准为全省通用教材。

冯一健先生，四川人，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当年在师专任教时很年轻，也许还不到三十岁吧，他高高的发际，白晰的面孔，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的。偶尔吸烟时爱用一支寸把长的小烟嘴，他在办公室里会“心远地自偏”地闹中求静，默默地读书、读书、读书，终于把近视镜牢牢地架在了鼻梁上。他任《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当时左倾思潮干扰下，很多史上的当事人还身居高位呢，这门课不好讲。冯老师先指定我读几种不同的版本，如刘绶松本、唐弢本、王瑶本、丁易本等，进行比较后还要我说个长短。后又要我读名家专著，先从读鲁迅开始。他要我读鲁迅杂文时要按时间顺序篇篇读，同时还要我读同鲁迅“对阵”时的论敌的文章全文而不是节选的片段。这个确有难度了！因为这既要了解鲁迅当时所处的大的社会背景，还得了解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比如说是在北京的八道湾？还是在上海的大陆新村？亦或是在厦门大学的住处？我这第一次通读鲁迅，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知人论世”，为什么和怎样才能“知人论世”。

年师专被上级撤消停办了，我被调往他校任教。“十年浩劫”时期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教师只允许或写大字报，或读“红书”，即“马恩列斯毛”的书，但也允许读鲁迅的，我借机“二读鲁迅”，读着读着就不禁暗自冷笑起当局来，他们不正是一帮“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吗？

七十年代末，我调到太原市教育学院任教《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在认真钻研教材诸多方面内容的同时，又系统地“三读鲁迅”，从鲁迅及众多名家身上，我深一步领悟到“奴隶”和“奴才”，“文明”和“文化”，“学力”和“学历”等这些貌似相似的概念间，却往往有着天壤之别；而“伟大”与“平凡”，“高踞”与“俯首”，“深奥”与“浅薄”等却又往往、甚至可以共处一身呢！

我当年评教授职称答辩时的论文是《赖和散论》。赖和先生和鲁迅先生是同时代人，不过是一在台湾、一在大陆。赖和其人是出生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寇强据台湾时期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对台湾“五四”以后的一代乡土作家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而广大读者群则俗称赖和先生是“台湾的鲁迅”。

我这篇论文于年在北师大学报发表后，被“百度”收录至今，可见它有一定的影响和学术价值。

我在前面啰嗦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说明，我这个“大学生”在太原师专从读书到工作，一共只有四年。要说我不是“大学生”吧，那岂不是否定了师专的高校性质了？但我的毕业文凭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学习壹年”。

这是年我们的毕业照，前排坐者为我们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中间一排中穿白衬衣有“O”标志者是我。

这是我不能改变的学历。好在我终身爱学习爱读书，韩愈不是说了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是必须的，但“苦”若是自觉自愿自找的，那就是“乐”了。

当今世界上是瞬息万变的新科技层出不穷的时代，稍有不慎就“out”了！紧追慢追也追不上，哪敢丝毫放松学习？否则不就成了“打酱油”的了？我愿永远做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我将努力学下去，永不毕业。